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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慈善十年的转型与争议

发布日期:2018-07-02  浏览次数: 120
中国公益慈善十年的转型与争议

过去十年:中国公益慈善的“黄金时代”

十年,在中国是一个文化时间,人们常常赋予十年一个阶段性的含义。它通常标识着一个阶段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2008年至2018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和标志性的成果,包括南方雪灾救助、512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壹基金注册、社区基金会兴起、阿拉善SEE发展、《慈善法》颁布实施,等等。它们共同为过去十年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我个人称这十年是中国公益慈善的、王小波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代,我们主要见证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第一个是社会组织的野蛮生长;第二个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狂飙突进。

在过去十年,我们看到随着市场逐渐从政府体制中剥离出来,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也逐渐地剥离出来;我们也见证了社会组织从过去那种“形同质异”的官办组织,逐渐走向相对自主的民间组织,甚至出现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企业;我们还见证了公益慈善从过去的好人好事和摊派慈善,成为今天同样引领世界的互联网公益以及越来越多的慈善信托。

2018年是这个十年的最后一年,我认为它是总结与反思之年。在过去十年,最主要的理论导向是第三部门理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部门的善治框架不但被研究者用来解释这十年的转变,也被实践者直接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动。虽然这个理论在这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和相关的实践下,我们还是在这十年间见证了一个相对独立、广泛参与和普遍自主的社会在逐渐形成。虽然这离我们理念上的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一个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慈善体制在十年间逐步形成。

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看到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展示出惊人的活力。政策机会窗口的一再开放,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企业家群体的行动者从四面八方涌入,他们各自的行动以及不同的地方实验带来慈善文化框架的再设定,并使得这十年出现所谓现代公益慈善的“涌现”现象。无论是热情投入这个行动的人,还是对此质疑的人,都在帮助着公益慈善在中国的主流化。

我个人作为参与这个行动的建设者和研究者,因能见证这一奇迹而感到非常幸运。我用两个关键词来对此加以描述:转型、争议

关键词1:转型

转型这个词我借用自博兰尼的《大转型》。在博兰尼看来,从工业革命到二战时的世界,是一个原来嵌入社会的市场逐步脱嵌,形成自己的交易原则和体系,而后社会开始反向自我保护,而与市场相互推拉的巨变的世界。

在过去十年,我也在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中看到了类似的过程,即原有计划体制内的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逐步脱嵌于计划体制,形成现代公益慈善的运作规则和法治体系,进而与原有体制互动、合作和碰撞,并再嵌入到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

这转型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慈善话语的转变,也就是,公益慈善的公共话语从扶贫济困到《慈善法》的现代慈善概念。原有的公益慈善的公共话语主要是将慈善集中在扶贫济困上,即使是地震救灾,甚至在原有的政府规定中都必须是由政府制定的慈善组织来组织募捐和救助。但是汶川地震救灾以及以后的一系列救灾,包括青海玉树、云南鲁甸等救灾,都使得关于慈善的定义逐渐扩展,从扶贫济困到灾难救助,再扩展到促进科学、教育、体育文化事业和环保。这种公共话语的嵌入逐渐发酵,延伸到社会政策领域。

2009年第一本《慈善蓝皮书》将现代慈善直接等同于民间公益;2011年以后,公益慈善成为一个固定的政策话语,而受到政府的鼓励扶持;到2015年,慈善在《慈善法》中完成一个里程碑式的法律定义,把公益概念包容进来,形成了一个大慈善的概念,也让现代慈善概念成为法律的一部分。正因为这部法,现代慈善的话语具有了深远意义的合法性。

第二,公益组织的转型。从官办慈善组织为主体,慢慢转型到民间公益组织冒出来。十年前,民间的慈善组织在计划体制内还是非常少的,虽然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号称有三百万,八百万甚至2200万,但是主要集中为党政机关兴办的社会组织。真正民间自发的、自治和自主的组织,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草根NGO,数量非常少;而且,在原有的双重管理体制下,这类组织经常面临合法性不足、资源不足、能力不足这三大困境。

但是,在过去十年间,尤其是2011年到2015年间,由于政府取消双重管理,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今天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已经超过了80万个,是十年前的两倍还要多。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包括一线的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社工机构,从最初的单纯依靠政府购买服务,逐渐转变为多元化的筹款体系来支持起发展;其中,民间的基金会在2010年就已经超越官办的基金会规模,今天6000多家基金会里的大部分都是民间基金会。

在这个民间公益组织嵌入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很多支持性的非营利发展机构。在十年前,这些支持性机构还乏善可陈;但是,在这十年间,这些关于财务、传播、能力建设、政策倡导的支持性机构进一步细分,推动着以这些现代公益组织为基础的慈善行业体系的建设。在这些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及其支持性机构之外,更让人瞩目也备受争议的是社会企业的异军突起。如今,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社会企业的兴起,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第三,现代公益慈善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民间公益组织嵌入到现有的社会组织体制中去,现代公益慈善规则也在不断深度嵌入到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慈善法》本身的开门立法的过程就可以看作现代公益立法的程序的嵌入。公益慈善组织的直接登记,取消分层管理,公募权开放,税费减免制度突破,公益组织专业人才值得得到认可,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新出台的《慈善法》里看到转变,而这些都标志着现代公益慈善制度在中国的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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