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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不能简单“关门大吉”

发布日期:2019-03-14  浏览次数: 200

  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成为今年两会期间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代表委员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加之监管部门高层也频频“吹风”,不由引发外界遐想,难道今年真的会有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被市场淘汰退出?

  金融机构的正常“新陈代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正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所说,“金融机构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然而,金融机构又不同于普通企业,其因经营不善而退市会牵涉到普通金融消费者、债权人、债务人、投资者等多方纠纷,而金融市场的舆论效应对市场情绪的感染和风险的传递会起到连锁反应,加剧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的复杂性。

  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并不是简单的“关门大吉”,其在标准界定、处置手段和程序、责任主体划定等方面都需要深入研究。为此,证券时报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就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的相关问题与他深入交谈。从他的思考与表达中,可以看清金融监管部门在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方面的态度和思路。

  “定性+定量”评估高风险金融机构

  证券时报:习近平提出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指出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超4500家,银行机构数量并不少。您如何看待存量银行机构应如何转型发展?为何还要继续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

  王景武: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快速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稳中有增,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增长。但我们也看到,虽然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很多,但信贷投放占比偏低。截至2018年末,我国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合计只有21家,但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中占比达到55.7%。银行信贷供给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现象,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国有企业、政府项目、房地产领域等,而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资源获取相对不足。

  为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融资需求,强化银行体系的金融服务功能,需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调整存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机构体系、产品和业务体系布局。既要在数量上增加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发展专注于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更要在业务和产品比重上提高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占比,鼓励银行机构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把金融资源更多地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等薄弱领域倾斜,增加更有效、高效的金融供给,让融资供给与市场需求更好地平衡。此外,对于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金融供给的高风险金融机构,要进行市场化、法治化退出。

  证券时报:对于高风险金融机构,请问您认为应该如何界定?需要考虑哪些指标因素?

  王景武:从我们的实践看,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识别,需要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评估。定量分析从资本状况、资产质量、预期损失抵补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和经营规模等方面客观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和风险状况。定性分析则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资产管理、资本及其管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盈利能力、信息系统和地方金融生态等维度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充分参考非现场监管、压力测试、现场核查中发现的“活情况”,综合分析研判。

  证券时报:习近平提出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如何看待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与防风险的关系?应如何把握高风险机构的退出节奏,以避免处置风险过程中产生新的风险?

  王景武: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整体稳健,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比较多,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是防范金融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在处置风险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增强逆周期调控思维,更加注重宏观政策松紧适度,把握好各领域出台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同时,坚持推进风险出清,但不主动引爆风险,按照底线思维,做好处置预案和托底预案。对于采取自救措施能够维持经营的,尽量通过“在线修复”方式化解风险;自救无法维持的,监管部门及时介入,尽量通过重组减少损失,降低市场冲击;不具备重组条件的,依法退出市场,严肃市场纪律。最终,营造一个欠债要还钱、投资担风险、违规受处罚、守法有回报的社会环境。

  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应尽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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